1941年12月8日，日寇进攻香港；25日，英军投降，香港沦陷。
【1】
日寇进攻当日，延安发出抢救滞港人士的最高指示，直接领命的是：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、中社部华南情报局局长潘汉年、**交通局驻港澳办事处处长刘少文。
其中，廖承志系辛亥革命元勋廖仲恺、何香凝之子，1928年加入中国**；1949年前长期在国统区工作，曾七次被逮捕；1949年后长期担任海外**工作的负责人。
至于潘汉年，其经历颇为传奇乃至诡谲——由此，也能反射出同为谍报工作的大不同，乃至有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之别，有些谍报人员甚至会“公开”在刀尖上漫舞。
为了更容易理解本书主角的工作性质与分工，以下对谍报工作做简单的分类与归纳：
“隐蔽战线”是形象化的概称，其机构名称随着时期、任务等的变化而改称，甚至有对内、对外之别。
只说最具代表性的几个：最早期，机构名称为**特别行动科（**特科）；红军时期为国家政治保卫局，以及针对国军的破坏工作部或敌军工作部（敌工部）；在长征胜利后，改称抗日统一战线部；在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，设立了统管情报、保卫工作的**社会部（中社部），以及先针对日伪军、后针对国军的敌工部；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中社部分解为军委情报部、**；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合并了公安的部分职能部门后，设立**部。
在隐蔽战线上，素有“龙潭三杰”之称，即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；另有“后三杰”之说，即熊向晖、陈忠经和申健。其中，未见潘汉年。
先说“龙潭三杰”，系最早期的情报人员，当时隶属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**特科情报科，三人均打入国民**党部党务调查科（中统）。其主要功绩之一是在顾顺章叛变的危难之际，有效且成功地保卫了**。
再说“后三杰”，奉命打入胡宗南部，应属于敌工部的范畴，前期主要搜集军事情报，后期侧重瓦解策反。其主要功绩之一是在保卫延安的行动中，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而立下汗马功劳。
可见，不论基于政治保卫工作的“龙潭三杰”，还是基于军事情报工作的“后三杰”，他们的“危难之处显身手”堪称体现于谍报工作的最核心及高端，且是立竿见影，或有据可循。
相比而言，潘汉年并非谍报出身，早期做的是“文化统一战线工作”，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化的发展，包括左联等团体的建立；1926年，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；1931年，在顾顺章叛变后，接任**特科负责人之职，此时他已转移到苏区，公开身份是**教育人民委员**员会委员，此后负责与十九路军洽谈合作反蒋，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苏区中宣部副部长，以及与粤军洽谈为红军长征让路，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赣南**宣传部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潘汉年与“龙潭三杰”一同踏上长征路——钱壮飞在途中牺牲（有说失踪）；胡底在途中遭**杀害；李克农在长征后，则长期在后方的最高情报机关工作；
潘汉年长征至遵义，奉命孤身赶赴上海，以期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，并重建遭受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。作者在铁血网连载的另一部反映红军长征全貌的《血路收容队》中，曾提及此事。
在西安事变之前，潘汉年奉命与国民政府高层洽谈合作抗日事宜；在抗战爆发后，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；上海沦陷后，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；1939年，奉命重返地下工作，并周旋于重庆蒋政权与南京日伪之间，甚至面见汪精卫。
显而易见，潘汉年至少无法隐瞒其经历中的上述公开身份，却能在刀尖上长袖善舞，其中必有在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人独到之处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潘汉年因曾面见汪精卫等事被指**，后查明当时经过请示，并有廖承志的提议、李克农的力证而得以**。
总之，谍报工作并非仅是卧底那样简单，也并非要隐忍长期隐姓埋名那样单纯，而是往往会直接面对误解乃至误杀，即无怨无悔的精髓所在。
【2】
回到香港大营救。
除了隐秘战线，当时执行武装护送任务的是东江纵队。
至于被后世重点提及的港九大队，成立于大营救期间的1942年2月，并隶属于东江纵队。
撤离路线主要有两条：
其一为水路，从香港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或广州湾，再分别从广东境内到达桂林；
其二为陆路，从香港偷渡到九龙，再分别经荃湾、青山、元朗或经沙田、大埔、粉岭进入宝安，后经惠州、老隆到韶关，最后到达桂林或上海、苏北。
【3】
在百余天里，隐蔽战线及游击队营救出800余名各界人士。
其中有**人士、文化学者及地下党员等，如：宋庆龄、何香凝、柳亚子、邹韬奋、茅盾、夏衍、沈志远、章伯钧、彭泽民、张友渔、胡绳、范长江、刘清扬、梁漱溟、千家驹、胡风、金山、蔡楚生、王莹、司徒慧敏、端木蕻良、沙千里、金仲华、廖沫沙、黎澍、黄药眠、高士其、袁水拍、宋之的、于伶、叶浅予、丁聪、羊枣、戈宝权、萨空了、胡蝶、张唯一、恽逸群、陈曼云等。
另有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家属，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策少将、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等。
还有近百名国际友人和英军官兵，如英军赖特上校、京中校等，并促成抗战后期与美英盟军的情报合作。
总之，在大营救的过程中，无一身亡，无一被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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